由隋入唐，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到全盛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对外交往的频繁等促使服饰空前繁荣，服装款式、色彩、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而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可谓中国服装中最为精彩的 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大唐二百余年的女子服饰形象，可主要分为襦裙服、男装、胡服三种配套服饰。

一、襦裙服

襦裙服系指唐代女子上穿短襦或衫，下着长裙，佩披帛，加半臂（即短袖）的传统装束。唐女襦裙装在接受外来服饰影响下，取其神而保留了自我的原形，于是襦裙装成为唐代乃至整个中国服装史中最为精彩而又动人的一种配套装束了。襦，一般只长到腰，很短，是唐代女服的特点。与此相近的衫，却长至胯或更长。唐女的襦、衫等上衣是各个阶层的常服。元稹诗句“藕丝衫子藕丝裙”，张佑诗句“鸳鸯绣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欧阳炯诗句“红袖女郎相引去”。从这些诗句看，唐代女子着襦、衫已非常普遍，而且喜欢红，浅红或淡赭，浅绿等色，并加上“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金银彩绣为饰，外观更是美不可言。襦的领口常有变化，襦衫领型有：圆领、方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盛唐时代有袒领，即领口开得很低，早期只在宫廷嫔妃、歌舞伎者间流行，后来连豪门贵妇也予以垂青，从唐墓门石刻画和大量陶制女俑来看，袒领流行开来，或许已经遍及黎庶，因而当时艺术形象中出现的袒领女装形象为数实在不少。裙，唐代妇女下裳为裙。这是当时女子非常重视的下裳形式。制裙面料多为丝织品，但用料有多少之别，通常以多幅为佳。裙腰上提高度，有些可以掩胸，下身仅着抹胸，外披纱罗衫，致使上身肌肤隐隐显露。如周昉《簪花仕女图》，以及周濆“惯束罗衫半露胸”等诗、画即描绘这种装束，这是中国古代女装中最大胆的一种，足以想见当时思想开放的程度。唐代裙的质料、色彩和样式均大大超过前代，可谓群芳争艳，瑰丽多姿。如唐诗中所涉及的诸多裙式有：“上仙初着翠霞裙”，“荷叶罗裙一色裁”、“两人抬起隐花裙”、“竹叶裙”、“碧纱裙”、“新换霓裳月色裙”等。唐代裙色多彩，可以尽如人所好，多为深红、杏黄、绛紫、月青、青绿。其中尤以石榴色流行时间最长。李白有“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万楚五有“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其流行范围之广，从《燕京五月歌》中可见，“石榴花开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石榴裙最大的特点，是裙束较高，上披短小襦衣，两者宽窄长短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上衣下裙的“唐装”，是对前代服装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从整体效果看，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使体态显得苗条和修长。

二、女着男装

女着男装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是较为罕见的现象。《礼记 内则》曾规定，“男女不通衣服。”尽管事实上不可能这么绝对，但是女子着男装，常会被认为是不守妇道。唐以前虽然在汉魏时也有男女服式差异较小的现象，但那不属于女着男装，只有在气氛非常宽松的唐代，女着男装才有可能蔚然成风，即使这样，还应将一部分起因归于游牧民族的影响。当时影响中原的外来服饰，绝大多数都是马上民族的服饰。那些粗犷的身架、英武的装束，以及矫健的马匹，对唐女着装意识产生一种渗透式的影响，同时创造出一种适合女着男装的气氛。《旧唐书 舆服志》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已明确记录下女着男装的情景。《新唐书 五行志》记，“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

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虽说这太平公主此举有些恃宠撒娇，但也说明了唐初已经出现女着男装的倾向。女着男装的风气尤在大唐开元、天宝年间盛行。《中华古今注》记，“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新唐书 李石传》记，“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女子仿制男装，穿着男装相当普遍。

三、胡服

初唐到盛唐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契丹、回鹘与中原交往甚多，加之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络绎不绝，对唐代服饰影响极大。所谓胡人，是汉族人对北方民族的一种贬称，我们这里讲史，权且保留当时的称呼。随胡人而来的文化，特别是胡服---这种包含印度、波斯等很多民族成分在内的民族装束，令唐代妇女耳目一新。于是，一阵狂风般胡服热席卷中原诸城，其中尤以长安及洛阳等地为盛，其饰品也最具异邦色彩。元稹诗：“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地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唐玄宗酷爱胡舞胡乐，杨贵妃、安禄山均为胡舞能手，白居易《长恨歌》中的“霓裳羽衣舞”即是胡舞的一种。另有浑脱舞，枯枝舞，胡旋舞等对汉族音乐、舞蹈、服饰等艺术门类都有较大影响。所记当时“臣妾人人学团转”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也是可以想象到的。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帽，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衿袖窄小。”关于女子着胡服的形象或见于石刻线画等古迹。较典型者，即为上戴浑脱帽，身着窄袖紧身翻领长袍，下着长裤，足登高腰靴。《舆服志》云，“中宗后有衣男子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当为此种装束

唐代的后宫制度

自古以来，宫中就有所谓「内职」制度。〈周礼〉上说：「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治。」武德年间参照隋制建立了完整的「内官」制度，规定：皇后一人，下立四妃——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以下依之有九嫔——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婕妤九人，美人九人，才人九人，宝李二十七人，御女二十七人，采女二十七人。各有品位，共一百一十二人。除皇后为正妻外，其馀名义上均属妃嫔——皇帝的妾。

此外，太子东宫也有「内官」，太子妃一人，下有良娣、良媛、承徽、昭训、奉仪等品级；诸王亲王妃下也有孺人等媵妻妾名位。

皇帝在掖庭之选和后宫宠幸上，不大计较尊卑贵贱的，但若要册封给她们名位便十分重视门第了；尤其册立皇后，绝对要求门第高贵，必须「妙择天下令族」。册寺皇后首先强调「地胄清华」、「轩冕之族」等等，其后才是德行。有时侯皇帝虽不在乎，大臣们也会以门第为最有力的理由提出反对，使皇帝奈何不得。武则天的父亲虽然早年曾是商人，但建唐后官居高位，不能算低门微族，反对立武则天为后的大臣仍然攻击她「地实寒微」；而高宗力排众议立她为后时，又拚命强调她「门著勋庸，地华缨黻」。非高门大户，即使是深得宠爱或是早生贵子，也只有等死后被追赠或是儿子即位才能正位。

比起封后，册立妃嫔稍随便一些，门第要求不那麼十分严格。她们多半是因为生子或者是受宠而被册，其中包括一些出身微贱者。不过，在妃嫔中，出身门第也还是很受重视的，如太宗杨妃是隋炀帝之女，所以「地亲望高，中外所向」。

宫人身居九重，似乎很尊贵，却只是皇家婢。宫庭中除少数有名位的后妃外，便是数以万计的普通宫人，在唐代也有宫女、宫娥、宫婢之称。她们分布於长安的三大皇宫和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及各处离宫别馆、诸亲王府、皇帝陵寝。

宫廷是个小社会，宫人中也有著高低贵贱、三六狞等。和妃嫔们有「内官」制度一样，宫人们有宫官制度。宫官是宫人的最上层，她们是后宫的各级官员。唐朝后宫设六局—尚宫局、尚仪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寝局、尚功局，管理宫中一应事务；六局首席女官尚官、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就是后宫的六部尚书。六局下面统领二十四司，各司女官分别为司记、司言、司簿、司闱、司籍、司乐、司宾、司赞、司宝、司衣、司饰、司使、司膳、司酝、司药、司饎、司设、司舆、司苑、司灯、司制、司婇、司计；还有二十四典、二十四掌以及宫正、阿监、彤史、女史等等各级女官。这些女官各有品级、供给，她们分别管理著礼仪、人事、法规、财务、衣食住行等等各项宫廷事务。宫官既是职事官，也就不必讲究色、宠，只须挑选良家出身、才德兼备者充仕。

除了六局宫官外，宫中还有内文学馆，选宫人中有文学者为学士，执掌教习妃嫔、宫人文化书算等等。这类宫官有的品高位显、有权有势，不仅在宫中受尊重，甚至外朝官也逢迎她们，以图进取，有的因此得以干预外朝政事。不过，她们的身份终归是皇帝的婢女。保传告诉太宗的小弟舒王：「尚宫品秩高者，见宜拜之。」舒王说：「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为？」一语道破了宫官的身份。

由於唐朝后宫人数众多，采选不止，使得后宫积怨，民间不满，因而宫人问题受到了社会和朝廷的关注，各朝都有人批评这一弊政，请求皇帝怜悯宫女们的离别之根、怨旷之苦，放还宫人。皇帝往往为了表示自己实施德政、不好声色；有时则纯粹为了节省宫廷费用，或者害怕后宫积怨太深，遭到灾难「天谴」，所以每每下诏释放宫人。自高祖后，几乎各代皇帝都有放宫人，多则三千，少则数百。这些宫人出宫后有家者可以回家，可以嫁人，年老有病、无人收养者，送入寺观安置，有时还给一些资财作安家之用。这算是唐朝皇帝的一点仁政。

你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大唐不夜城，公交车、地铁、出租车、网约车都可以的。

限行

外地车辆也限行，限行规则与本地车辆相同。

法律依据：西安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关于实施工作日机动车尾号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第三条限行规定：每日限行两个车牌（含临时）尾号（若尾号为英文字母的，以车牌最后一位数字为准）的机动车，星期一限行1和6，星期二限行2和7，星期三限行3和8，星期四限行4和9，星期五限行5和0。

第五条外埠机动车进入上述限行区域的，按本通告规定执行。